黄仁宇（1918-2000），生于湖南长沙，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先在长沙《抗日战报》工作，后来进入 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，1950年退伍。其后赴美攻读历史，获学士（1954）、硕士（1957）、博士（1964）学位。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 （1967）、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（1970）、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（1968-1980）。参与《明代名人传》及《剑桥中国 史》的集体研究工作。
黄仁宇 似乎注定了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：他自十四、五岁起就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，写作热忱自此从未间断，当时的《湖南 日报》副刊，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，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；18岁考上天津南开大学；抗战开始，他投笔从戎；战后负笈美国，以34岁的“高 龄”从大学三年级读起，先念新闻系，后转至历史系，1954年大学毕业，其后又在该校继续上研究所，分别于1957年和1964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；因 多年没有新著问世，在62岁时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从正教授的职位上解聘。具有戏剧性效果的是，在他被解聘后的第二年，他的屡屡碰壁的《万历十五年》 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，并由当时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（JohnUpdike）在New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，1982和1983年该书获得美国国 家书卷奖（AmericanBookAwards）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。翌年《万历十五年》中文版在北京出版……从此黄仁宇的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出版，几乎 每本都受到热烈追捧，作品普遍受到注目，从早期的英文论著，到后期的中文论著，都有不少学者撰写书评评介，以致一时“黄书走红”，有人开始筹办“黄学研究 会”，并申请创办《黄学研究》学术丛刊。难怪有人感叹在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间，一名华裔历史学家、美国的退休教授，竟成为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、名声 最著的一人，也真算是一个“异数”。
而黄仁宇的死，也同样具有传奇色彩——2000年1月8日他在看电影时心脏病发辞世，而在去电影院的路上，他和夫人谈话的主题就是身后事。黄仁宇含笑对夫人格尔说：“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，最好是抛弃躯壳，离开尘世。”
众所周知，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，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。然而有趣的是，有人也不买他的账，甚至说黄仁宇 “是历史学界的琼瑶””正如耿立群先生在《黄仁宇研究资料目录》一文指出的：黄仁宇在学术界却是毁誉参半，褒贬互见，未能获得一致的肯定，历史学者或汉学 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，学术著作不够严谨；骤然处理数百年、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，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，将历史解释简单化。
在此，编者将海峡两岸学界内外评论黄仁宇先生的一些言论整理出来，让读者能多侧面、多层次地去了解他，更理性、更客观地去品读《黄仁宇全集》。
今日在世的历史学家，大概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学院大墙前积累有那样深厚的底层经历，也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这些经历为资源，在大墙内别开生面，创获那样多而且独特的学术成果。
他（指黄仁宇）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，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，非学院生涯、底层生涯的人士。而在进了大学以后，他 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，而是作为财富，点石成金，他的《我的大历史观》，他的《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》等等，和他抗战的时候做 过步兵参谋，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，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，如何的落后，和北京、上海这些沿海孤岛的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 有关系。后来他把这些经历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、耶鲁生涯、哈佛生涯、点石成金，他才能写出《万历十五年》、《赫逊河畔谈历史》、《我的大历史观》以及这本 刚刚出版的《黄河青山》。
本文录自 搜狐读书 周红斌